做生意的男的出轨概率 “婚姻不幸”和“男人本性” 何以成为婚内出轨的两大理由

婚内出轨、婚内领养，不仅是饭后胡同里的谈资，更是所有人都应该回答的公共问题，从很多热播电视剧的人物设定和观众反馈就能看出来。

事实上，虽人人对“出轨男”表现得嫉恶如仇，但“婚外恋”至今仍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因为它在具有天然的八卦性和隐私性的同时，也与道德、欲望、权力、面子等严肃的命题息息相关。

学者小锁没有在北大读博士，对几位有婚内寄养关系的男性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是如何理解婚姻的？如何解释你们的婚外亲密关系？以及如何为自己不符合主流道德的“出轨”行为辩护？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能有助于澄清个人和家庭、亲密关系和婚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其中隐含的性别规则和阶级规范。

01

老王:“我不喜欢过懦弱的生活。”

50岁的宁波男人老王感叹婚姻不幸，用他的话说“结婚廿多年，吵了十多年”。

老王和他的妻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结婚了。他的妻子李放比他小两岁，是宁波人。结婚的头几年，两人都在工厂打工，收入不多，但过得还不错。90年代初，他们工作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一个熟人介绍李放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会计，工作稳定，但收入有限。她希望自己能“当家作主”，照顾家庭和孩子，而老王粲则“当家作主”，多赚钱，改善家庭经济条件。

在方荔眼中，老王惰性很大，不管不行。在她的督促下，老王考了驾照，开起了出租车。几年后，在方荔亲戚的帮助下，老王调到一个国营单位给领导开车。家里经济条件好了一些，但与方荔姐妹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姐夫妹夫前几年分别下海，生意越做越好。方荔希望老王多跟他们学习，但老王却不爱去她娘家，“每次去总感觉低人一头”，经常去了也一言不发，而方荔则觉得老王“不上进”、“不学好”，免不了争吵。

在李放的催促下，老王硬着头皮和妻子一起开始读函授大学，中间几次想放弃。李放软硬兼施，说服、鼓励、批评和责备他，帮助他完成作业。老王终于拿到了学位。有了大学文凭，老王从开车换到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和事业编制，收入增加了不少。回顾这段往事，老王说“真是多亏了李放”。

两人最大的矛盾在老王的“爱好”上。老王三十多岁时迷上打麻将，经常打得三更半夜才回家。老王觉得这是自己“唯一的爱好”，“放松放松，跟朋友聚聚”。方荔则觉得打麻将毁了老王——“工作没心思”、“儿子也不管”；她对此深恶痛绝，希望老王戒掉恶习。一开始，她苦口婆心劝说，收效甚微，之后又采取了反锁房门不让老王进、到打牌的地方去“抓人”等激烈的方式。方荔认为，“因为他是我老公，我才去说他管他。眼看他染上坏习惯，随他去，那就不是自己家里人了”。但老王并不领情，两人争吵不断，越吵越凶。

安定下来。

在方荔看来，和老王的婚姻虽不完美，但还是“好”的。夫妻之间有深厚的感情。“以前我们俩每天晚上聊天聊到两三点钟，”她说，“我们也吵架，夫妻吵架很正常。我们没有本质性的问题，吵架无非是两件事：他打麻将、儿子的教育。他把时间都浪费在麻将牌上，我希望他多和儿子处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

老王认为这种家庭生活状态让他很不满意。他觉得老婆烦，唠叨，脾气不好，整天拿他和姐夫比，不给他面子，家里的气氛很压抑，让他一点都不想待。和比他小20岁的小梅在一起后，老王觉得自己在家里找到了一些温暖和乐趣，因为小梅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从来不要求他做什么。老王用一个走在我前面的人的语气对我说:“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社会真的在进步，因为人们总想活得更好，对吧？”我不喜欢过去的日子。”我问他怯懦是什么意思，老王说:

窝囊是指家庭问题，两夫妻总是互相生气。因为像我的父辈，就没有这种观念，像我老爸和我老妈，关系很紧张，到最终，当然我们做子女的说不出这个口，你们离婚吧。但实际上他们是该离婚，就是说他们虽然没离婚，但实际上跟离婚差不多，就是表面上是夫妻，实际上你看到我、我看到你都很讨厌了。但是他们没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凑合着过，不是饥寒交迫，不是物质生活的不幸，是感情生活上。

如何应对市场改革带来的经济机会与竞争风险并存、社会保障缺失，是转型社会所有家庭面临的问题。作为工厂工人，老王的家庭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这种压力因为妻子父母的“先富起来”而变得真实。如何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如何应对姐姐们留下的“相对剥夺”？这是老王家的难题，也是夫妻矛盾的焦点。

在对1990年代大连家庭的研究中，人类学家Lisa Hoffman发现很多工薪家庭在面临市场压力时，采取被她称为“一家两制”的家庭策略，兼顾“稳定与发展”：丈夫“下海”，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中追求高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而妻子则在安全、稳定和体面的公职岗位上班——这些工作工资低但强度小、不用出差，能兼顾料理家事、照顾家中老小。老王家与此无异，以家庭为单位，老王去市场挣钱，方荔工作稳定以家庭为重心。这样的性别分工将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主要寄托在老王身上。

我的前半生

方荔“管”老王，正是把家庭视作一个整体。这里既有之前提到的“夫妻一体”的文化预设，“管”意味着把对方当作“自己家里人”，是一种关切和在意，也是一个好妻子的责任。她希望丈夫“上进”，不满足现状，积极进取。这既符合社会对优秀男性的评价，又保持着家庭提升的希望。因此，“管”是作为妻子的方荔提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非淘汰者、摆脱“相对剥夺”感的手段。方荔的“管”也起到了实际成效，比如敦促丈夫考驾照、拿文凭，帮助丈夫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老王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对此也了然于心。

但这一过程也加剧了家庭整体利益与丈夫个人诉求的冲突，往往以“夫妻吵架”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李放看来，家庭是一个“同甘共苦”的共同体，在“夫妻一体”的前提下，争吵并不影响夫妻关系，甚至她督促丈夫的努力也只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上演的艰辛。老王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权利:有自己的爱好和闲暇的权利，妻子不应该管。与妻子相比，老王更强调家庭生活的状态，期待情感上的愉悦和满足。

作为工薪阶层，他努力挣钱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但无望追上亲戚们“先富”的脚步。他希望满足现状，得到妻子的认可、肯定和嘘寒问暖。持续不断的争吵让他感受不到“家的温馨”，反而非常压抑。他所强调的家庭的情感意义，不仅是“同甘共苦”的共同体模式，而且包含了强调个体边界和过程体验的“相处愉快”模式。婚姻中，如果没有后者，则被他视为“窝囊”的、凑合过日子的生活，是“进步了的社会”需要摆脱的婚姻状态。

“一切都很好”

02

颜龙:“没别的，我只是想有人理解我。”

戴着黑框眼镜、黑黑壮壮的严龙40岁不到，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个国有单位工作。干了几年，严龙觉得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的日子太无聊，就辞职到了一家小型私企做高管，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自嘲说，公司里的人都以为他是“小老板”，“没有打工的这么干的”。每天晚上九十点回家，做饭吃饭，十一点看半个钟头电视，再看会儿书，大概一两点钟睡觉，早上八点钟起来，日复一日。

颜龙的妻子是他以前单位的同事。虽然她和他的“女神”有点不一样，但她也是他欣赏的女强人类型。当年，颜龙也用关心感动着她，想着“好好生活”。但是结婚后，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面对对方，在家里很无聊，无话可说。

妻子抱怨他太忙，希望严龙辞职回原单位。严龙拒绝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尊心”。妻子工作出色，已经升职到单位高层，严龙说：“我这么傲，肯定不会回去的。回单位就是她管我了。”

只有三十

严龙认为自己对妻子“很不错”了，“我从来打都没有打过她，骂也没有骂过。好多男的都打女的”。婚后岳父母来同住了五年，妻子有时抱怨他对老人不够好，他觉得他能忍下来已经不错了，“有哪个男人愿意跟长辈一起住？”严龙质问道。夫妻俩意见有分歧，他也“都不计较”，不和妻子争吵，自己干自己的，或者为了避免争吵就干脆瞒着妻子。在他看来，“吵架就要伤害对方，所以还是不要说的好”。

对他来说，家不是温暖的港湾。他说:“在我们这一行，竞争压力大，企业氛围不好。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一直处于非常沮丧的状态。每天思考，在家思考，在车上思考，在公司思考。当我回到家时，一片混乱。家里没有好吃的，也没有地方发泄。”与朋友相比，他的心理落差更大:

我最烦恼的时候，非常羡慕人家夫人什么的，根本没什么工作，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觉得很舒服。觉得自己的环境跟那个差得太远了。还有这种女强人，她自己也很累，她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人家。那个时候我们去别人家，他那个太太就能跟他讲一些关心体贴的话，觉得很感动。

在公司干了五六年后，严龙突然想通了，不想这么拼命了，“我至少帮他赚了五六百万元，分到我手上也就是那么一万多美金”。半年之后，严龙跟一个小他十几岁的女孩好上了，他解释道：“我别的没有，我就是想有个人来理解我。”

在公司工作了五六年，颜龙突然想通了，不想那么辛苦了。“我帮他至少赚了五六百万，这在我手里也就一万多块钱。”。半年后，颜龙爱上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女孩。他解释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是想有人理解我。”

只有三十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对工作就没那么积极，有点怠工那样子。这半年轻松了以后，这精神也空了嘛，就更加想从家庭里得到什么东西……刚好也闹出一件什么事情来，更郁闷。就想找人谈，结果谈谈谈谈，就谈出事情来了。

让颜龙“更郁闷”的是关于妻子的绯闻。我妻子晚上总是通过短信和别人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听到原单位的人说他老婆和工地上的一个男人关系很好。颜龙没有正面问他的妻子。“这种事情怎么沟通？”他不在乎。“我一点也不怀疑。我有点慷慨。并不大方，我心里有点纳闷，但表面上我没有表现出来。”。但他希望妻子会改变。“风在吹。任何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感到舒服。他总觉得……不管是真是假，你都应该对我好一点。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严龙已然认为自己“被戴了绿帽子”，是“男人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最让他想不通的是，跟妻子短信聊天的居然是一个“工人”。他愤愤地说：

我们知识分子，怎么能整天和那些工人一起笑呢？你弄错了吗？当时我很自信。你说我们知识分子跟那些工人有共同点，都是天天打麻将，不天天学习的人。.....你整天不和我说话，还和这种人说话。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什么你都不帮我，你也不跟我走，不管我是对是错。

严龙和妻子都上过大学，在市场大潮中抓住了机遇，成为新兴的中产阶层的一分子。夫妻双方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事业心，自愿自觉地进入加班大军中。家对他们而言是获取情感慰藉、关心和温暖的地方，他们渴望得到照顾，听到关心体贴的话，而他们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给予对方关照、说出关心体贴的话，把家打造成“有爱”的地方。他们都开始向外寻求情感慰藉，满足精神需求，最终演变成一场家庭危机。

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对美国双职工家庭的经典研究发现，夫妻对于婚姻角色存在三种不同的性别观念：传统型、平等型和过渡型。传统型认同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挣钱养家，而妻子的身份则围绕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平等型主张夫妻双方齐头并进、权力均分；过渡型则是指处于传统型和平等型中间的状态，比如一个过渡型的丈夫会完全支持妻子在外工作，但同时期待她在家务事上也能挑起大梁。

社会学家阿莉·霍奇德对美国双职工家庭的经典研究发现，夫妇对婚姻角色有三种不同的性别观念:传统型、平等型和过渡型。传统身份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挣钱养家，而妻子的身份则围绕着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平等主张夫妻双方携手并进，平等分享权力；过渡型是指传统型和平等型之间的状态。比如，一个过渡性的丈夫会全力支持妻子外出工作，但同时又期望她带头做家务。

亲爱的你自己

严龙是一位典型的过渡型的丈夫。他支持妻子的事业，妻子的事业心和工作能力甚至成为吸引他的重要方面，但是他认为照顾家庭是妻子的责任。严龙有时在家里也做饭，但他觉得这是妻子欠他的，“毕竟我们这个年代，事业心都很强，一般都不肯为一个女的做家务”。而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指责妻子回家“家里也不管”、“小孩也不管”，并为此感到失落和不满。家庭照料不仅是料理家务，还包括照顾家人情绪、满足情感和精神需求。严龙的情感处理方式是忍耐负面情绪，避免伤害，并将此作为对妻子的“善待”，而期待妻子说体贴的话，安慰和理解自己。换言之，丈夫参与共建一个“安全”的家，而营造一个“温暖”的家的主力则是妻子。严龙的参照对象是遵循传统性别分工的家庭，那些顾家的妻子对养家的丈夫体贴入微，由此，他的失落和不满也显得合情合理。

其实，当妻子表现出自己的情感需求，被怀疑在家庭之外寻求满足时，颜龙就感受到了男人自尊心的打击。打击是双重的，一个是性别意义上的，妻子其实是在向其他男人寻求情感上的满足，这是做丈夫的挫败感；还有一点就是在阶级意义上，他不如一个“工人”，这是做“知识分子”的耻辱。在失落、不满、挫败、屈辱的交织中，他觉得妻子应该弥补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他越觉得妻子亏欠自己，就越需要情感上的安慰，就“自然而然”出轨，寻求其他女人的安慰、理解和关心。

03

肖旭:“如果我妻子对我好，我就不会往外看。”

小徐小学毕业就出来混，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爱读书，爱玩”，只能“找门路”做生意。他父亲和爷爷都是做生意的，他自嘲说：“要说大钱没有，小钱不缺，可能从小我就玩惯了。”他认识的人也大多没念过几年书，早早就出来做生意了。潮汕人有做生意的传统，信奉“生意小小也可以发家”，小徐颇为羡慕地提到自己的邻居，“一个字都不认识，现在都发大财”。

小徐20岁的时候家里托媒人给说了个对象，本地姑娘，母亲过世了，哥哥嫂嫂在香港做生意。其实小徐当时他自己谈着一个女朋友，外地的，家里不同意，“在我们那儿就没什么人娶外地女的，”小徐说，“我糊里糊涂的，听我老爸老妈这么说了，也许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喜欢。”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和老婆见了两面就定了亲，几个月后就结婚了。

当肖旭20岁时，她的家人请媒人告诉她一个当地的女孩，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的哥哥和嫂子在香港做生意。其实当时肖旭自己也谈过女朋友，家里人不同意。“我们这里没有人娶外国女人，”肖旭说。“我糊涂了。我听到父母这么说。也许我没那么喜欢。”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和妻子见过两次面，几个月后就结婚了。

“我是余欢水”

在小徐眼里，老婆“头脑比较简单”，两人“沟通不来”。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老婆不“管”自己，不闻不问，“我老婆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样想。出来外面，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也不会说什么，从来没有说要我回去啊”。一次在老家他和朋友通宵打麻将，“四个人三个老婆都来找了，就我老婆没找，”他愤愤地说，“气死我了，就像我没老婆一样。”

婚后几年，肖旭在家乡做假烟生意，家里雇了60个工人，每个月收入几万元，充其量也就几十万元。钱挣得快，花得也快。肖旭花很多钱，吃饭，泡吧，唱歌，打麻将。一晚上几千块也是常事。他在足浴店认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湖南姑娘，开始疯狂追求她。他带着她的朋友在她每天工作的足浴店花钱，晚上带她去卡拉ok厅，日复一日吃宵夜。肖旭感慨地说:“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愿意付出任何东西。”

两人在一起一年多，小徐一直很舍得花钱，日常开销都包了，她想买什么做什么也都痛快答应。小徐说：“怎么都开心了。反正这个钱了，都是身外之物，花了又赚回来了。”也正是那个时候，六合彩在当地流行起来。小徐一下子玩上了瘾，三个月输掉了几十万元，变卖了家里的车和值钱的东西，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债。姑娘这个时候跟小徐提出了分手。“我刚六合彩一输，她就说分手，”小徐略带伤感地说，“我给钱她花啊，吃啊玩啊，她都听我的，到了没了，她说要分手，你说人就是这么现实。”

我不能再留在家乡了，于是肖旭来到广州，在做生意的弟弟的帮助下继续“玩”。肖旭不愿意工作。他自嘲道:“我没技术，没学历。我做什么工作？”，“1000元，一个月2000元”，我赚不到钱，“没什么意思”，而且我有点“没面子”。他想做生意，但是他没有资本，也找不到好办法，所以混了好几年。没钱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哥哥，哥哥派人送了一些钱。前年，老乡给他介绍了看工地的工作。他不用努力工作，闲时也很体面。他在徐干一年多，每月花2000多块。项目结束后，他没有再找新工作。

虽然没什么钱，却碰上了几个死心塌地想跟他好的姑娘。小徐笑笑说：“怪，我也是觉得怪。老是觉得我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一般你跟人家交往，你要知道人家图你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也许人家就是图一个开心。反正我跟那些女孩子，都没有吵过架。”

最让小徐过意不去的是一个开便利店的湖南姑娘，小徐常去她的店里，一来二去好上了。小徐一开始瞒着对方说没结婚，“我那个时候也没想什么，毕竟一个男人在外面找个女人是正常的嘛，是不是？我就想找个女人。我跟她住在一起两年多。她一直觉得我是会跟她结婚的。”得知他已经结婚后，对方很生气，但还指望他离婚。小徐回忆道：“她说，我跟你去你家里，跟你老婆谈判好不好？只要你老婆同意，多少钱我都愿意给。我都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最让肖旭感到惋惜的是一个开便利店的湖南女孩。肖旭经常去她的商店，从长远来看，她变好了。徐开始向对方隐瞒自己没有结婚。“当时我什么都没想。毕竟男人在外面找女人很正常，不是吗？”我只想找个女人。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她一直以为我会娶她。“得知他结婚后，对方很生气，但还是期望他离婚。肖旭回忆说:“她说，我会和你一起去你家，和你妻子谈判，好吗？只要你妻子同意，我会给你任何钱。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白色月光》

“长这么大，我还会糊弄这样的女人，”徐有点不好意思，“她也觉得不出来，你要是有老婆，怎么会没有老婆叫我呢？她不会给我打电话，除非有事发生，一年不超过三次。就像去年一样，我一次都没打电话。”说到这里，肖旭再次表达了自己婚姻的不幸福:“真的，我哭了好几次，也没想到我娶了这样的老婆。老婆对我好，我就不往外看。”

小徐的家乡潮汕地区，通常被认为在家庭关系上有着强烈的“传统”色彩：重视子嗣，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强调性别分工，丈夫养家，妻子顾家；家族联系紧密，宗族势力强大；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流行。然而，与传统包办婚姻里对妻子并无太多情感要求不同，小徐对自己的婚姻有着明确的情感期待：他希望与妻子能“沟通”，也希望妻子来“管”自己。“管”以“夫妻一体”为前提，一方面意味着承担起照顾对方生活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约束对方的不良行为，以此传递亲近与关心。小徐将婚姻难以满足自己的情感期待，视为一种“不幸”和“委屈”，这转而成为他“在外面找”的“可以言说”、“可被理解”的正当理由。

“婚姻不幸”和“男人本性”构成男性解释自己婚外亲密关系的主要说法。

《不幸的婚姻》的叙事主要聚焦于“不满足的情感”:无法与妻子沟通，不关心自己，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和乐趣等。因为婚姻无法满足情感需求，甚至成为痛苦的来源，所以在外面找情人是正常的，这是男人的“正常需求”——这是基于承认婚姻忠诚的原则，将情感满足作为忠诚的前提，然后以婚姻的现实无法满足个人的基本情感需求为由，为自己的婚外亲密关系辩护。需要注意的是，婚姻中强调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夫妻一体”的“使命感”，超越了家庭整体和结果，更注重过程快感、个体感受和相互认同的“体验”。

“男人本性”的叙述则否定了婚姻忠诚原则的现实可行性，强调男性欲望和情感的流动性和易逝性。婚外亲密关系被表述为一种婚姻无法满足的，个体“自然”、“正常”的欲望和情感的向外“转移”。这些高度性别化的欲望和情感，一方面被视为男性的“自然特质”；另一方面又依托男性的家庭责任——“挣钱养家”，获得了某种道德“豁免”。

住宅

我认识小徐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半年没有工作了。他还想着继续找门路做生意，希望重现旧日辉煌。他现在有一个同居女友，对他很贴心，天凉了给他添衣服，感冒了给他买药，平时还会主动拿钱给他花，小徐再三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跟她要过钱。正说着，小徐接了一个电话，是老乡阿毛在老家的老婆打来的，跟他打听老公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接完电话，小徐转身过来，很认真地跟我说：“我虽然在外面找女人，也是那种需要，但是我从来没有从家里拿一分钱。不像我这个老乡，他老是从家里拿钱，拿来跟这个女孩子一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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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和尊严

作者:肖索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0

编辑|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网络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原标题:“不幸的婚姻”和“人的本性”，为什么是婚姻出轨的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