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主义 讲座︱“门罗主义”的跨洋旅行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门罗主义”源自1832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的国情咨文，其最初版本包含了三个核心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原则。

2013年11月，奥巴马政府国务卿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公开表示，“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强化门罗主义，干涉拉美国家内政。2018年2月1日，时任国务卿蒂尔森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发表演讲，称赞门罗总统在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是“显而易见的成功”，称这一原则仍像最初问世时一样适用，并指责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模式”对西半球构成威胁。2019年3月3日，接受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采访时，CNN主持人问:美国一边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形容为“独裁者”，一边支持世界其他独裁国家，这是否自相矛盾？博尔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称因为委内瑞拉位于“我们的半球”，美国不怕对委内瑞拉使用“门罗主义”的表述。由此可见，“门罗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

本文整理自2020年10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的线上讲座《“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本次讲座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拓展系列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主持，与谈人分别是英国艾克赛特大学副教授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玉聃。

张永乐副教授开始研究“门罗主义”在当代美国的表达方式，发现“门罗主义”的标志起源于美国漂洋过海。经过不断的重新解读，它深深地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宪政改革的进程。这个讲座的目的是介绍他的研究发现。

在研究进路上，章永乐主张将“门罗主义”看作一个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意义，不断经历着解释和重新解释。他倡导“语用学”与“谱系学”的研究进路。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就不会纠结于某一种“门罗主义”话语是不是“正宗”，是否偏离了“门罗主义”的“本质”，而是把重点放到言说者面对的权力结构、话语资源及其行动策略上来。美国的“门罗主义”起源于超国家的“区域”层面，但在越出美国和西半球之后，被用到全球、区域、国家以及省域及以下各个层面。在近代中国，“XX为XX人之XX” 或“XX者， XX人之XX也”这样的句式，成为连接空间政治各个层面的关键的“门罗主义”句式。从“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到“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 再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研究者可以用一种形态学的方法寻找话语结构的相似性，形成工作假设，进而通过史料搜索进行验证。

一、门罗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展开，首先章永乐老师对“门罗主义”的生发和在美国经历的不断再解释进行了探讨。为了应对欧洲“神圣同盟”对于拉丁美洲革命的干预意图以及俄国从西北方向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在国务卿亚当斯的推动下，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其涉及外交政策的部分提出三个核心主张：第一个主张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个主张反对欧洲列强干涉已独立的美洲国家，尤其是强加自己的政治制度；第三个主张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政策宣告说不上是对欧洲列强的“战略恐吓”，因为当时的美国实力尚弱，难以阻止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与干涉，其真正意义，首先意味着有限响应海上霸权英国引入新大陆力量平衡欧洲大陆列强的诉求，减少英美摩擦，同时也可以摆出一个道义姿态，拉拢拉丁美洲的新生共和国，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美国经济发展获得新的海外市场。

1845年12月2日，美国总统巴拉克·詹姆斯·波尔克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对“门罗主义”给出了新的解释:“只有大陆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议与我们的联邦合并，这将由他们和我们决定，没有任何外国干预。我们绝不能同意欧洲大国会干涉阻挠这一合并，因为这一合并将破坏它们可能希望在大陆保持的‘权力平衡’。”他还宣布:“未来，任何欧洲大国都不得将美洲大陆的独立自由国家视为未来殖民的对象。”在美国致力于夺取得克萨斯、彻底吞并俄勒冈州的背景下，这种打着反对外来干涉旗号的解释，实际上是为美国向西扩张领土服务的。1850年，英国和美国签署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美国通过非战争手段削弱了英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英美共同控制着中美洲，尤其是在海上交通线问题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门罗总统的政策声明被广泛称为“门罗主义”。

1862年，在美国内战时期，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债务催收”为名，派军队推翻墨西哥共和政府，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成员马克西米连诺一世为“墨西哥皇帝”，并借机推广“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刻祭出“门罗主义”，帮助墨西哥共和派于1867年收复墨西哥城，处决马克西米连诺一世。1870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在主张美国兼并多米尼加的国情咨文中，又提出比1845年波尔克的主张更进一步的“格兰特推论”：“从此以后，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被转让给欧洲国家。”内战之后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泛美同盟，以发挥自身的国际影响力。1890年，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的努力下，首届泛美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8国参与。其第二、第三与第四届分别于1901年、1906年与1910年召开。

“门罗主义”概念的发展与美国对自身边疆的认识密切相关，并随着美国的全球扩张而不断发展。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感叹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完成，边疆正在消失。然而，一个新的前沿愿景已经出现。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美国海军学院教授马汉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夺取海权，保护美国的贸易扩张。1898年，美国打赢了美西战争，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在太平洋西岸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1899年和1900年，美国向其他大国发出两份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照会，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共享”的政策，反对其他大国垄断中国的利益。在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看来，“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高度相似:如果说“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列强在美国获得新的领土，“门户开放”则旨在阻止它们在中国获得新的领土。

曾担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外交家欧文·拉铁摩尔将美国的这一政策称为“分我一杯羹”主义：“美国那时候虽然已有实力参加差不多任何经济角逐，可是还未确定何种活动对它最关重要。因此，它希望别的任何国家都不要获得在将来会妨碍美国利益之加入和发展的权益。”拉铁摩尔同时指出，“门户开放”照会中的很多措辞都出自英国人贺璧理的手笔。英国在19世纪末承认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这促进了英美在其他区域关系的改善，以及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主义的升温。

在成功地将英国与西班牙的势力排斥出西半球之后，德国成为美国执政精英眼中的新威胁，成为“门罗主义”所针对的新的欧洲势力。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12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所谓“罗斯福推论”，将“门罗主义”推向证立美国西半球霸权的阶段：“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的罪恶昭彰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一系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向欧洲列强负有大量债务，美国政府认为这有可能引发欧洲列强的干涉，为了美洲的安全，美国有必要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用于偿还欧洲列强债务。在美国转变为这些国家的债权人之后，美国试图控制这些国家的海关与金融秩序，甚至通过军事干涉，颠覆其政权，以确保其投资的回报。“罗斯福推论”标志着美国对“门罗主义”的解释全面进入了西半球区域霸权的阶段。

在成功地将英国和西班牙势力排除在西半球之外后，德国成为美国统治精英眼中的新威胁，成为门罗主义所针对的欧洲新势力。1904年12月6日，美国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了所谓的“罗斯福推论”，将“门罗主义”推到了证明美国西半球霸权的阶段:“在美洲，和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一个文明国家来干预。然而，在西半球，美国却遭遇了这种邪恶或懦弱的罪行，以遵守门罗主义。一系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欠下了欧洲列强的巨额债务。美国政府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欧洲大国的干涉。为了美国的安全，美国有必要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以偿还欧洲大国的债务。在美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债权国后，美国试图控制这些国家的海关和金融秩序，甚至通过军事干预颠覆其政权，以确保其投资的回报。”“罗斯福推论”标志着美国对“门罗主义”的解读进入了西半球地区霸权的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门罗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后来被称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将“门罗主义”解释为每个国家或民族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原则，因此具有适用于地球上所有地方的潜力，从而突破了“西半球”和“美洲”之间的空界限。另一方面，威尔逊总统在任期间，在拉美地区发动了数次军事干预:1915年入侵并控制海地内政、1916年潘兴远征墨西哥、1916年军事占领多米尼加等等。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为了增加其所倡导的国际联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几率，威尔逊促成了国联盟约第21条的出台：“国际协议如仲裁条约或区域谅解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这就将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为美国维持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传统，保留了空间。这种例外并非威尔逊首创。1899年，美国在积极参与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同时，也基于“门罗主义”传统，对会议通过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做出了保留，并在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时重申了1899年的这一保留。不过，即便有这样的安排，威尔逊仍然无法说服那样怀疑国联会导致旧大陆控制美洲事务的共和党人，美国最终未加入国联。

然而，国际联盟盟约中规定的例外为日本在亚洲推行咄咄逼人的“亚洲门罗主义”提供了先例。19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对山东问题的处理提出异议，《读卖新闻》发表激烈评论，指责美国在山东问题上不尊重他国自由，高唱自己的“门罗主义”，不尊重日本的“门罗主义”。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康成在上议院发表演讲，认为国联盟约第21条适用于日本在亚洲的“门罗主义”，国联干涉日本是非法的。在2月21日的国联会议上，日本代表团再次提出了“日本门罗主义”，并使用了“特殊利益”、“亚洲人的亚洲”、“日本的主导地位”、“生存权”等表述。这些论点没有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日本统治精英认为美国奉行“双重标准”，最终退出国际联盟。

二、旅日精英对“门罗主义”的吸收与转化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演变，“门罗主义”已经成为威尔逊总统手中没有空限制的政治原则，适用于世界各地。随着美国干涉旧大陆事务的步伐，刺激了旧大陆的各种模仿。如果说德国和日本模仿美国“门罗主义”，以美国“西半球”霸权为例，划定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那么清末民初“门罗主义”在中国的话语恰恰是与各省精英对自治的诉求相结合的。这是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

章永乐认为，清末旅日精英在日本“亚洲主义”氛围中对“门罗主义”的吸收和转化，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19世纪中国也存在其他介绍门罗总统及其主张的渠道，但并没有引发中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深入兴趣。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新加坡用汉语刊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首提美国门罗总统名字，译为“瞒罗”，该书的一些内容，被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吸收，“瞒罗”之名亦得以广泛流传，但“瞒罗”之主张，仍不为人知。1880年,上海申报馆出版日本学者冈本监辅所写的《万国史记》，介绍了门罗总统的主张：“一千八百十七年，惹米斯瞒罗为大总统。瞒罗常谓，美国自为一世界，不得关欧人纷争。诸议者多是其说。”但冈本监辅并未将门罗总统的主张命名为“瞒罗主义”。从1838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如North-China Herald 及其后继者North China Daily News，对于美国门罗主义的发展也多有报道，但因为这些报纸面向的是在华外国人，其对“门罗主义”的探讨，在中国本土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中并没有引发实质反响。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对于“门罗主义”的深入了解，恰恰是在日本完成的。

1898年11月12日，康有为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求助于日本贵族院议长、当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理论代表近卫笃麿公爵。近卫开场即提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近卫的谈话对于流亡维新派起到何种影响，难以确证。但在次月，流亡维新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梁启超主持编务工作。在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征服菲律宾，引发日本舆论界对于西方势力瓜分东亚的深刻担忧，“亚洲主义”话语盛极一时，在此背景下，《清议报》成为介绍“门罗主义”的思想先锋，并经常吸收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并加以转化。

1898年11月12日，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求助于当时日本“大亚洲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日本贵族院议长。卫士一开始就提出:“今天的东洋问题不仅仅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问题。欧洲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东方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利。这就是门罗主义在美国的含义。事实上，在东洋实现亚洲门罗主义的义务落在了你们两国的肩上。”警卫的谈话对流亡的改革派的影响很难证实。然而，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流亡的维新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由梁启超主持编辑工作。美西战争后，美国征服菲律宾，引起日本舆论界对西方势力瓜分东亚的深切担忧。“亚洲主义”的话语蓬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清衣报》成为引进“门罗主义”的思想先驱，并经常吸收和改造日本“亚洲主义”话语。

在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二卷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远东新木反讽》的译文，关注菲律宾局势，视美国“新木反讽”为新帝国主义。1899年8月，在菲美战争期间，《清议报》编辑组成员欧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菲律宾群岛的自力更生》，将菲律宾树立为中国的典范，认为菲律宾之所以能打一场大仗，是因为菲律宾的领导人主张自由和独立，这导致了菲律宾人民对“菲律宾人和菲律宾境内的菲律宾人”的认知——在这里，， 《清议报》第58卷“冯”署名的《独立论》评论八国联盟侵华:“中国人是我中国人的中国，救它没有别人的收入，救中国，我中国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别人的收入。” 梁启超本人在1901年的《论灭国新法》中进一步评论义和团运动...中国人的数量已经沉睡了几千年，现在他们有一个大梦想，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因此，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由它的爱国主义引起的，旨在加强中国，拒绝外来者。”根据郭教授的研究统计，从冯的论述来看，“中国，中国的中国”在晚清报刊上至少出现了20次，其来源有欧一佳的《新广东》、邹容的《革命军》、鲁迅的《中国地质简论》、陶的《中国国力消长史》、孙中山的《中国联盟》等。

“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关系，是当时评论者的重要关注点。《清议报》第67册刊载了蔡锷的“孟鲁主义”一文，直接介绍和评论美国的门罗主义，在此又出现了近卫笃麿“XX为XX人之XX”句式。蔡文回顾了美国19世纪的对外扩张，又评论美国两大政党“其一永奉孟鲁主义，其一则执帝国主义。奉孟鲁主义者，德摩古拉特党是也。与该主义为反对者，则勒巴勃里克党是也。”蔡锷认为美国正在奉行共和党的帝国主义路线，然而“昔以孟鲁主义建国而独立，今弃之以取帝国主义，盖亦势之所利，时之所迫，而不得不然者也。”1902年，蔡锷又在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讨论列强的“国魂”时评论美国：“在美则有孟鲁主义，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美洲之局，他国不得而干涉之也。’”蔡锷重申了他在1900年文章中对于美国从“孟鲁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判断，并进一步将美国的当下主张提炼为“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这一表述，表明了美国从“门罗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过程中在政治修辞上的连续性。而梁启超于1903年访问北美，面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撰文《新大陆游记》，分析了“门罗主义”的实质从“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到“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再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变化，对美国政客们的解释能力表示惊异。

如果说蔡锷的论述，是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意义相反的两个概念，同时期的另外一些评论，则有不同的判断。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1903年第6期“新名词释义”栏目认为“孟鲁主义”为“帝国主义”之别名。1903年在东京编辑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历史传记”栏目发表《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该文在探讨菲律宾亡国史同时，也对美国的“们洛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进行了揭示。

如果说蔡锷的论述将“梦露主义”和“帝国主义”视为两个含义相反的概念，那么同时期的其他评论则有不同的判断。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1903年第6期“新名词解释”一栏认为，“梦露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别称。1903年，在东京编辑出版的《湖北学生圈》第五期“历史传记”栏目中，发表了菲律宾李斌惨死的简要记述。1904年，浙江金华第一期《崔新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文不仅论述了菲律宾亡国的历史，而且揭示了美国“门罗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

《清议报》编辑团队对美国征服菲律宾的关注，进一步催化了门罗主义与充满“地方主义”的结合。1902年，欧一佳在日本横滨发表《新广东》，提出“广东自力更生”。针对清廷的“卖国”行为，欧嘉高喊“如果你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与《清议报》1900年发表的《独立》一文中类似的口号不同，贾的口号本质上是满满的人，即把人看作是外国的征服者和压迫者。欧亿家的说法是，由于卖国清政府的昏庸，英法等诸多列强的势力纷纷进入广东，广东的彻底崩溃指日可待。因此，欧洁佳提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不是别人的广东，而是广东人，是广东的地主”，“广东人在广东做事”。欧嘉号召广东“自立”，各省响应广东，脱离清廷，然后在新的政治原则基础上统一。1903年，日本革命家杨玉林写下了《新湖南》。他在开篇就提到了欧嘉对“新广东”的思想鼓励，提出“湖南同湖南人”，号召湖南出兵，等待十八省响应。文章中，更有“广东鼓，湖南舞”。我在广东，就像金烨一样，”向欧嘉的新广东致敬。和贾一样，列举了东亚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担心湖南会落入“白人”之手，又被称为“湖南是菲律宾，必有人是阿俊”。这里的“阿琼·杜亚”就是欧亿·贾所描述的“阿吉纳杜”，也就是菲律宾反美战争的领袖阿奎那多。”“新广东”和“新湖南”对当时日本的精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反满清的地方主义话语都受到了它们的启发。

当时也已经有旅日精英公开承认“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口号受到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亚洲主义”激发。1903年4月在东京编辑的《湖北学生界》第3期刊登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称：“吾闻美人有言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非欧人所得而干涉也。日本人有言曰：亚洲者，亚洲人之亚洲，非白人所得而干涉也。吾愿我国民亦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郭双林教授最早挖掘了这一则史料，指出美国的“门罗主义”、日本的“亚洲主义”与中国旅日精英反满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章永乐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对流亡维新派尤其是《清议报》团队的探讨，是这一部分研究的核心突破点。

三、民国时期“次国家”的“门罗主义”话语

在完成对旅日精英的“门罗主义”话语的阐述后，章永乐转向这些话语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影响。辛亥革命是“省域门罗主义”话语的一次大爆发。1911年5月14日，长沙围绕路权问题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爆发长沙至株洲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进而影响湖北、广东、四川等地。日本驻长沙代理领事山崎壮重致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的报告中指出，湖南一部分激进士绅“信赖北京政府势将亡国，高喊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欲独自借款经营铁路”。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之后，出现一篇以刘永福名义发布的《粤省民团总长刘永福之通告》，即表现出强烈的广东地方主义色调，称“夫吾粤，东接闽，西连桂，北枕五岭，南滨大洋。风俗、语言、嗜好与中原异，天然独立国也。”通告最后还喊出了“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这一口号。

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排满”也渐渐退潮。革命派在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协之中放弃了“排满主义”，接受了“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包含中国境内各族，而不仅仅是汉族，成为民国政府的标准立场。至此，“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作为“排满”口号的时代落下帷幕。然而辛亥革命中各省脱离清廷自立，各省都督自己掌握军队和税收，任命本省官员，这不仅削弱了清政府的控制力，也使得革命派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整合力。袁世凯“削藩”的努力成果因其称帝引发的反弹而付诸东流，1917年，在张勋复辟之后，民国更出现了南北法统的分裂。地方实力派针对中央政府或其他省份的势力，扞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使得“门罗主义”话语再度升温。

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派曼”逐渐衰落。在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协中，革命者放弃了“皇帝主义”，接受了“五民族共和国”。“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而不仅仅是汉族，这已经成为民国政府的标准立场。至此，以“中国人，中国中国”为口号的“排满”时代宣告结束。但在辛亥革命中，各省脱离清廷独立，各省督抚控制军队和税收，任命省官，不仅削弱了清政府的控制力，也使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整合力。袁世凯“削藩属国”的努力，因为他自称皇帝引起的反弹而付诸东流。1917年，张勋复辟后，中华民国见证了南北法制的分裂。地方实力派针对中央或外省势力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使得“门罗主义”的话语再度升温。

“门罗主义”话语的升温还有一个外部因素：美国的在华影响力的增长。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讲，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主义，它不仅适用于美国主导的美洲，也适用于世界上各个地方。中国有若干英美人士主持的报刊对威尔逊总统的演讲作了介绍和评论，并有将威尔逊主张概括为“天下之门罗主义”的表述。但更重要的是，威尔逊设立了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 ，该机构又于1918年9月在中国上海建立分部“东方新闻社”，向中国宣传中美友谊、美国国家发展道路以及威尔逊思想。中国知识界、舆论界也有不少人士对威尔逊的宣传做出积极响应。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联邦制和“门罗主义”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具有很强的同构性，都可以被用来支持地方政治单位实现民主自治，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联合的主张。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华声望一落千丈。但是奉行联邦制与“门罗主义”的美国，作为“民主”“自治”的模范形象，在中国舆论界继续发挥影响，尤其在“联省自治”运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促成了“门罗主义”话语的升温:美国在中国影响力的增长。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关于“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将“门罗主义”解释为每个国家和民族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学说，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地。一些在华英美人士主办的报纸对威尔逊总统的演讲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将威尔逊的主张概括为“世界上的门罗主义”。但更重要的是，威尔逊成立了一个宣传机构——新闻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18年9月在中国上海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东方通讯社”，向中国宣传中美友谊、美国国家发展道路和威尔逊思想。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舆论界也积极响应威尔逊的宣传。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邦制和“门罗主义”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可以用来支持地方政治单位实现民主自治。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他在中国的声誉一落千丈。然而，奉行联邦制和门罗主义的美国，作为“民主”和“自治”的典范形象，继续在中国舆论界施加影响，尤其是在“联省自治”运动中。

接下来，张永乐分析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省级门罗主义”的话语表达。据他梳理，湖南、浙江、广东、云南、贵州、河南、福建、四川、奉天、山西都有自称“门罗主义”或被舆论诟病的现象，也有“五省门罗主义”、“两广门罗主义”等表述。在湖北、江苏、江西、安徽、陕西、山东、甘肃，都有过以“X人治X”为口号的政治斗争。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东北门罗主义”、“满洲门罗主义”或“满族门罗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门罗主义”的颜色也日益由正变负。1920年，、龙、等主张湖南自治运动的人自称“湖南门罗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门罗主义”主要用于攻击其他政治势力以保持自身封闭、拒绝与联盟势力合作、抵制统一等，成为许多地方权力派系避而不谈的标签。

省域“门罗主义”从威尔逊式的“民主”“自治”的正面形象，走到封闭自守、抗拒统一的负面形象，其关键转折点在于国共合作。在其根据地广东，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与陈炯明的“广东门罗主义”冲突日益激烈，并最终于1922年兵戎相见。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主张“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在1924年1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也对联省自治运动有激烈批评：它不过是据省自重的小军阀与挟持中央政府的大军阀相安无事的伪自治，而真正的自治，必须要等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才能成立。

从清末到“联省自治”运动结束，“分国”的“门罗主义”话语一度被赋予了非常积极的意义。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大量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失望甚至绝望，但短期内看不到改革中央政府的希望，于是转向寻求自下而上重建秩序，先在有限的地方空建立自治秩序，再通过某种联合。然而，随着列宁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形成了一个有能力组织和动员人民的新政党。这样一个能够组织动员人民，反对旧势力的新政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统一的民族野心和自我意识的政党，而不是一个偏和平的政党。然而，一大批积极参与“联省自治”的人，最终还是加入了新式政党发起的革命，看到了将分散的民众纳入群体生活轨道，进而真正“联合”各省的力量。

章永乐指出，“次国家”的“门罗主义”话语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清末与民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在1949年之后，这样的话语，无论其感情色彩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出现了大退潮。但在“超国家”层面，“门罗主义”符号并没有消失。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如此抨击美国对于中国统一事业的干涉：“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在形式上采取了“XX是XX人的XX” 这一典型的“门罗主义”句式。次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又明确指出“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这体现了当时中国领导人联合区域内国家共同反帝的战略布局。

在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层面，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在冷战时期发展出了新的解释；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并没有成为过去式，甚至在近几年也越来越针对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成长起来的“门罗主义”话语遗产，在新时代全球秩序的演进中，仍能在“超国家”层面发挥批判性话语资源的作用。

学者评论

尹志广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研究门罗主义之前，许多学者已经分析过“帝国主义”的概念。帝国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的全球压迫关系，尤其是在经济层面，而门罗主义则显示出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质疑的是，为什么门罗主义从1648年开始就可以被视为欧洲政治和历史中的一种政治规范，而在中国，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从褒义到贬义的过程，对于团结统一的渴望又回到了历史的主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帝国主义表现为一种民族帝国主义。“门罗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两者压迫下的被压迫者开始思考如何自救。中国对自己国家乃至亚洲问题的思考，恰恰是在两种强烈压迫之下，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转化为与第三世界统一的经验。尹志广老师认为，种族主义在“门罗主义”周游世界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值得关注。正是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关系中，美国从最初反对传统殖民的话语进入了“与英国这样的老牌殖民国家同流合污”的轨道。“黄种人”影响了当时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共同反抗压迫者。

陈玉聃同样认为这一讲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一研究暗合了目前思想史研究的两个重要潮流，即对于概念史和全球思想史的重视，这对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认同政治或曰身份政治的研究也相当有启发。陈玉聃提出，在梳理“门罗主义”概念的变迁之外，是否还有可能追溯“门罗主义”的前身。例如，究其在美国外交史中的思想来源，似乎无论在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背后都有美国例外论或是美国至上的思想；同时，还是否可以将“门罗主义”产生的基础与美国作为“新罗马”的边界观念和扩张过程结合起来，进行更加宏大的历史比较研究。另外，“门罗主义”的提出不仅是针对欧洲的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也指向英国，不让英国介入美洲的范围中来。同时，“门罗主义”的跨国旅行也体现了清末民初之时传统和现代、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

马建标认为，从“门罗主义”概念本身来看，美国会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不断的解释，并能做到内在逻辑的自洽与对外政策上的连续性。在防止欧洲列强干涉他国内政上，源自针对美洲的“门罗主义”与在中国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间似乎是秉持同样的原则。实际上，19世纪末美国麦金利总统时期提出的“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在时代背景上有很大的不同。1820年代，“门罗主义”提出之始，体现了美国当时强烈的孤立主义精神，与欧洲“旧世界”划清界限；而“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美国开始告别孤立主义传统，奉行海外扩张主义的结果。到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发表的《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其中提到的“门罗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原则。当时，由于美国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例如共和党议员洛奇，不同意威尔逊所主张的自由国际主义，坚持“门罗主义”中孤立与保守的传统，因此威尔逊表面上做出扞卫门罗主义的姿态，其实是为了获得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支持。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在美国外交思想中，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力量彼此斗争，始终存在。最后，“门罗主义”之所以实现跨洲际的传播，这也与20世纪初东亚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当然，门罗主义如此流行，说到底还是因为它反映了人类“领地意识”的本能。至于，1920年代中国各地的军阀们打着“门罗主义”的旗号，大都是出于狭隘的地方割剧观念，是阻碍中国发展统一的保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