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日之吻 李公明︱一周书记：重温二十世纪的恐惧与……自由

说到聚焦二战后历史的作品，托尼·朱特斯的《二战后欧洲史》总是给我一个作为学术标杆的参考作用。其高超的综合叙事能力和深思熟虑的大跨度历史探究，描绘了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图景，全面而简洁地再现了战争废墟上欧洲重建的现实和精神历程。同时，从历史和叙事的角度，黄麻尖锐地将自己的思考和质疑投射到现实政治浪潮的核心漩涡中。比如他坚持质疑历史上对民族罪恶的承认和忏悔，坚持认为对“大屠杀”的承认——包括对民族罪行中发生的大逃亡和大饥荒的承认——是进入当代政治文明的“入场券”。而且，作为历史学家，他强调只有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才能检查过去的真相”。因此，当我翻开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洛的《恐惧与自由:二战如何改变了我们》这本书时，我自然会想到托尼·朱特斯的研究。看完之后，我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者安东尼·比弗的观点，这“证明了洛维是我们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

作为历史学家，基思·罗威相信无数个体的真实故事“组成了我们共同的历史”，同时也认为“没有哪个人的经历完全属于他自己”，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故事和被分享的经历改变了历史，并且“以其微妙的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以个人的故事引入，是这部《恐惧与自由》的最大特色。二战改变了我们，当然就是由于它所引起的一系列世界性的重大变化，从地缘政治来看有超级大国的出现、冷战的开始、核时代的诞生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崩溃等等，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则是自然环境的转变、人口状况和生活标准的变化、自由市场控制的兴衰和国际贸易的巨大变化等等，而在这些背后还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变化，如关于暴力的记忆、对战争与英雄的神话建构、国民心理的塑造、对恐惧与自由的看法与选择、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想象等等。“为了生动地阐释这些问题，我选择在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这不仅是本书的文体表现手法，也构成了我力图表达的观念的绝对基础。我不敢说一个人的叙述便可总结世人的全部经验，但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和记忆都含有普遍的元素，特别是我们彼此之间谈及自己和过去的那些内容。”当然他也知道，“战争幸存者的故事是出了名的靠不住。事实会被人遗忘、误记或美化。人们对自己或其行为的看法会发生急剧的改变，而当这些看法真的改变时，它们就会被回溯以至于被当作最初的想法。国家和社会亦然。二战后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荒诞虚构的神话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真相一样影响和塑造了这个世界。把这些故事与那个时代的记录进行核对，并将其模铸成尽可能贴近客观真相的叙事，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他也注意到所引用的故事持左翼政治观点的多过右翼，“这也是故意为之。在全球史上，1945年大概是左翼的高位线——那些倡导社会进步，甚至是公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政治议程，这种情况前所未有”。谈到观点与立场，他说“在如今这个回音室一样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只会倾听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点，那么让自己的观点偶尔接受一下挑战并愿意接受挑战，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对当下的舆论状况来说这更有现实的针对性。

劳明确指出，这本书不仅着眼于过去，也着眼于今天。这本书最初出版于2017年。当时，作者在“种族全球化”话题中写的一段话，在今天也是准确而有针对性的，但并不存在全球性的疫情危机:“如今，笼罩在世界上的萧条，对于研究20世纪30年代战争起因的学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和当时一样，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失业率上升、贫困加剧和经济停滞的困境。贫富差距引发的愤怒在上升，外人的猜疑在日益增加，最重要的是，曾经被称为现代性，如今变成全球化的东西，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恐惧。1945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除非我们再次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煽动者和革命者会介入，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他们在20世纪中期所做的那样。”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也就是关于二战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六个方面，这是作者精心选择的叙事结构，其中蕴含着历史逻辑与思辨逻辑的对话和相互诠释。作为一种宏观历史叙事的框架，尤其是作为关于历史事件的延续性影响与变化的研究模式，这六个方面的选择与展开充分表现出作者的史观、史识和所掌握史料的广度与深度。第一部分“神话与传说”分别论述了在“世界末日”与“世界伊始”之间的英雄神话、魔鬼神话和殉难者神话，讨论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了应对所目睹的暴力和残酷所采用的新思维方式：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英雄、魔鬼和殉难者的宇宙，必须认同战争就是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斗争；“他们创造出一个神话，使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变得有意义，让他们相信牺牲是值得的，并给他们带来黑暗已经被永远放逐的希望。”第二部分“乌托邦”展示了这些理想如何激发那些认为人类应该从战争中吸取教训之人的乌托邦梦想，那些科学家、建筑师、社会规划师和哲学家的梦想。第三部分“天下一家”论述了战后的政治家、律师和经济学家如何试图建立一个让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行动的体制，在二战余波中如何设立全球性机构，以及世界大同的梦想如何破灭——“世界恰在试图团结起来的同时，也开始分裂。”第四部分“两个超级大国”论述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建构了分裂与对抗的局面，全世界在受到怂恿、欺骗和威胁的情况下如何选边、站队。第五部分“两百个国家”视野开阔、问题更为复杂：二战激发的自由梦想如何促发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复兴，欧盟的建立本是为了避免欧洲国家之间开战，最终却也激发了民族自由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威权政府和独裁政府如何以恢复秩序的名义夺取了政权，人民被强迫接受现实的结果是牺牲自由。在最后的第六部分“一万块碎片”，作者探讨了二战最具毁灭性的遗产：国家、社区和家庭的分裂，最终是个体内部的分裂——既无法摆脱过去，也难以面向未来。

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作者对宏观历史的把握和选择的确是紧扣着“变”和“变”这个主题，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多案例的具体论述中有着精辟的见解，这或许会让我们改变以往的认识。比如有两个图像和历史案例让我很感兴趣。一部是关于美国犹太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希特最著名的摄影作品《时代广场胜利日之吻》，拍摄于1945年8月15日。纽约时代广场，一名水手亲吻一名护士。作者提醒我们“这张照片包含了战争结束时盟军神话的所有元素”。一个英雄打败魔鬼，回国俘获美人芳心的童话背后，是二战最具影响力的遗产:盟军将自己的“自由战士”理念根植于民众心中，这种“正义化身”的形象，一直影响着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还有一个案例是，二战期间，妖魔化敌人的政治宣传手段非常相似。各方都把敌人描述为一个贪权、两面派、剥削、玩弄政治、血腥暴力、心理变态、以攻击妇女儿童为乐的人。作者提到了各方海报、漫画、漫画中妖魔化敌人的形象。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图像中的极端野蛮行为大多是在现实中真正的野蛮行为之前画出来并传播的。“因此，妖魔化敌人不是对暴行的反应，而是暴行的前兆。事实上，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这是最初导致此类暴行的众多因素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图像功能的可怕问题，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在战争善恶的绝对二元对立和英雄神话及恶魔宣传的思维模板的宰制下，人们无法认识到邪恶与环境的真实联系，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一方也曾有过同样残暴行为的事实，无法认清自己的国家等机构在事实上是如何纵容甚至鼓励施行残暴行为的。这不仅是指在战争期间的战斗中的残暴行为，同时更指向在战争结束后以正义的名义实行的复仇行为中的暴行。比如作者指出，人们纷纷利用暂时的权力真空来实施自己的正义——在审判之前处决数以万计的“通敌者”或“法西斯分子”，在南斯拉夫大约有七万名通敌军人和平民被枪毙或被扔下悬崖；在整个东欧大约有一千两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有德国血统的人被驱逐，其中至少有五十万人死在路上。以至一家法国抵抗组织的报纸发表文章说：“我们在某些令人发指的程序上重蹈了盖世太保的覆辙……如果只是模仿那些野蛮人，并且还变成他们那样，那么战胜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在战后的国际审判中也同样如此 ——审判当然是必要的、正义的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但是就连同盟国的检方也意识到审判使用的是双重标准，正如纽伦堡的美国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在1945年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的那样：同盟国做过或是正在做某些我们起诉德国人做过的事情。“尤其荒谬的是，苏联人因纳粹领导人发动入侵波兰的战争而对其进行审判，但在1939年，苏联人自己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袭击了波兰，却同样免于审判。”而只要这些问题不被认识，新的仇恨与恐惧乃至暴行就仍有重现的可能。作者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在战斗胜利后，面对战场惨烈情景的前线士兵们经常会报告自己重新认识到敌人也是人，但是这种人性中的某种成分很快随着战争刚结束迅即大规模开展的公布敌人罪行的宣传而湮灭。问题的确很复杂，甚至导致改造德国和日本的计划也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开展的，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把战争说成绝对的善恶之争，我们共同的仇恨就永远不会消除”。

对于犹太人作为集体烈士的形象和从众象征，笔者认为既有现实原因，也有社会学动机，后者同样意义重大——“因为犹太人没有国家，所以他们实际上属于所有国家。因此，我们所有人都不必重新唤醒危险的民族对立，但我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苦难，知道这种对立可能会导致我们再次坠入深渊。同样，每个西方国家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是大屠杀的阴谋——要么是积极的参与者，要么是消极的旁观者——而不必担心独自承担这种罪责。...像普遍的替罪羊一样，普遍的受害者也有助于团结国家和民族。”此外，这种犹太人的形象和世界对他们的态度并没有立即形成。当时，冲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等集中营的盟军士兵大多心生畏惧和畏惧，照顾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机构越来越受挫，因为他们不“正常”，甚至根本不领情。当这些犹太人返回家园时，他们经常受到MoMo和敌意的对待。直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才终于开始接纳这些受害者，并主动关注大屠杀带来的恐怖。这种变化的原因包括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巨大影响，新一代年轻人需要拒绝权威，拥抱局外人，以及各种群体开始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少数民族等。与此同时，关于大屠杀的历史、回忆录、小说、电视剧、纪录片、好莱坞电影等都促成了大屠杀故事模板的形成。这个模板的特点是把受害者理想化，把施暴者妖魔化，最后把苦难神圣化、基督化。“但神话终究还是神话”。一些真正的受害者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屠杀的象征性形象是一个统一的神话，他们的故事只献给了一个更普遍、更方便的神话祭坛，幸存者已经沦为“博物馆藏品、化石、怪胎或幽灵”。

对于各种被建构的神话，作者承认其中的确包含大量事实，问题在于并非是全部事实，这些并不全面的事实掩盖了很多怀疑和焦虑，那些如此绝对和界限分明的故事有意无视了实际发生的在道德上模糊不清的混乱现实，并为今人不再仔细研究历史提供了借口。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些神话中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们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无论单个的神话有多站不住脚，但作为一组神话，它们互为支持，彼此充实，共同构成了关于新世界的崛起的神话。接着作者对关于二战的这些神话在过去与今天的作用做了区分：在过去、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是必要，因为需要团结、联合、勇气、对敌人的仇恨和正义感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在今天“再坚持这些神话也就没有实际的理由了”，我们仍然接受无非是因为对它们很熟悉，还可以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却没有想到“这与我们当代生活日常的种种疑虑形成强烈的反差”。

伴随着二战末期构建的各种神话，规划乌托邦应运而生。其核心是呼吁和要求政府更多地干预社会，相信社会生活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重建。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共产党人、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美国新政、亚非民族主义者和拉美右翼民粹主义者。有许多来自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的代表。作者指出，“然而，战争本身已经证明，国家提供解决办法的危险不亚于它带来的好处。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是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那些寻求世界上各种问题的国家解决方案的人有时相当狂热，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也是如此。.....但在这场辩论中，中央集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有时取得了相当惊人的结果。”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政府权力的增长非常警惕。他认为，消除不平等和不满的愿望是值得尊敬的，但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是错误的做法。所有的大政府都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1947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思想家成立了朝圣山社，其成员主张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和最重要的自由市场经济。作者认为，“即使在政府干预的高峰期，抵制计划经济的种子也已经播下。”

因此要回到该书的核心主题，重温20世纪的“恐惧与自由”。为什么是“自由”？作者告诉我们当二战结束的时候关于“自由”的图景：“每一个人脱口而出的词都是‘自由’”，“世界都举起了自由的火把，就连那些远离战火的国家也不例外”。罗斯福说有四种自由，他和丘吉尔磋商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谈到所有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政体的自由；共产党人谈论的是免于剥削的自由，经济学家谈论的是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论述了直达人类境况的根基的更加深刻的自由。为什么是“恐惧”？作者说二战不但为一种新的自由，同时也为一种新的恐惧播下了种子，因为“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之间，右翼与左翼之间，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之间，都恢复了紧张的局势。世界各地的人们刚刚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灾难，现在又开始担心一场规模更大的新的战争即将到来”。总之，“这场战争的结束传递出的真正信息不仅是自由，还有恐惧”。正是这两股力量成为创造战后世界最重要的推动力。

洛指出，总有一些无良的政客、大亨和宗教煽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煽动民族仇恨，而那些响应呼吁，让自己被仇恨所困的人，必须付出放弃自由的代价。然而，“如果说二战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一旦放弃自由，几乎不可能轻易重获自由”；“不幸的是，拥抱自由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承担责任和面对令人不安的真相的人”。在书的最后一段，他警告说，我们可能会重蹈过去的覆辙——继续给自己讲英雄和恶魔的神话故事，继续把自己想象成神圣的殉道者，继续证明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不管有多少罪恶，继续用二战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神话——“似乎把我们与那个时代隔开的几十年都白过了。”

最后顺带想说的是该书译者的“出版说明”。 “说明”首先指出“该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着作”，然后更加严肃地声明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观点和结论，最后认真地建议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要带着批判的思维。这种为读者负责的认真态度有点久违了，在近两年的翻译出版物中也不是已经很常见的。有趣的是想到如果基思·罗威看到并且读懂了这一“说明”，他或许会把它看作是对书名的最好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