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昆 杨小楼打官司：民国初年北京“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

“第一舞台”是北京近代以来第一家新式剧场，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规模最大、设计最先进的剧场之一，时人记载其“形式之壮丽，结构之辉煌，大有压倒一切之概”。“第一舞台”虽然开了北京近代剧场的先河，但发展过程充满曲折。开幕不久就与东方汇理银行发生债务纠纷，双方为此对簿公堂，交涉长达数年，加上时局动乱及管理混乱等因素，“第一舞台”经营惨淡，最终无力偿还欠款，不得不转让给他人。“第一舞台”创办人中有近代着名京剧家杨小楼、姚佩秋等，因此该案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本文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还原了案情的经过，并对债务纠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一舞台”的成立“第一阶段”的确立

宣统三年，宛平人殿阆仙筹备开设“金舞台”戏园，买下了西珠市口一家石头铺和一家车铺的地基，共花银2万两，戏园建设后因资金不足而中止。第二年，殿阆仙邀请杨小楼、姚佩秋入伙，并将戏园名字改为“第一舞台”。殿阆仙系商人，在北京开设有悦宾楼、德兴成、金台旅馆等商号。杨小楼与姚佩秋皆出身于梨园世家，杨小楼之父杨月楼是清末着名武生，为“同光十三绝”之一，曾供奉于内廷，任四品顶戴的精忠庙庙首，是三庆班最后一任班主。杨小楼子承父业，创立杨派艺术，成为一代宗师。姚佩秋之父姚席珍工青衣，在同光年间享誉一时，姚佩秋亦习青衣，为当时名角。杨小楼曾赴上海演出，对上海的近代剧场印象深刻，因此决定按照其形式修建“第一舞台”。

三人原本各发行股本2.2万，但实际上除了购买的基金会之外，并没有出资。相反，他们计划向外界提供10.2万股，并制定了每股1000两的股票。招募了5000名梁军，电溪县招募了14500名梁军，姚培秋招募失败，三人招募的梁军远远不足10万。根据姚培秋的说法，与农业信贷银行的中国经理孙讨论了这笔贷款，并得到了他4.2万元的支持。双方同意让杨小楼和姚培秋出名，每人签22000股，交给农业信贷银行作为抵押。而和姚培秋实际只拿到了3.6万两，另外4000两给了孙作为奖励，并给了他们4个红股。就在资金问题解决后，基金会原业主毁约，双方为此打官司。杨小楼等人打赢了官司，“第一阶段”正式开始。

修建“第一舞台”大约花费了京平足银10万两，第一次所借36000两不敷使用，后来又陆续向东方汇理银行借入。由于借款时皆是口头约定，没有订立书面合同，民国3年11月，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孙荩卿邀请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对借款进行结算，并签订了还款协议。经算明，截至当年5月24日，所借款项本息合计京平足银125000两，双方议定以“第一舞台”作为抵押，限期6个月还清；按一分行息，每月利银1250两；若到期不还，准许债权人将舞台拍卖，如拍卖价不足以偿债，仍由债务人和中保人全数补齐；如果拍卖价有余，则将余款如数退还债务人。该协议虽然是在11月签订的，但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是5月24日，故落款也是当日。

2003年6月，“第一阶段”建成。剧院主楼四层，可同时容纳近3000人。它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剧院。它的舞台设计与老剧场不同，采用转盘法，下方有旋转机构，可以随意旋转，方便布景；观众席有三级，前低后高，呈半圆形。最后还有一个包厢建筑，观众无论坐在哪里都可以面对舞台。杨小楼主张舞台要安排好，邀请重新开始。不过其他合伙人希望尽快开业，所以舞台定于6月9日一完工就开业。那一天，名人云集北京。中午12点左右，“第一舞台”上演了一场开场戏，招待嘉宾。开幕式刚结束，前楼突然起火，引起观众恐慌。由于剧场设计不合理，正门只有一个通道，造成拥挤踩踏，多人受伤。火灾发生后，“第一阶段”于7月14日修复并重新开放。此后，王瑶卿、谭鑫培、梅兰芳等著名艺术家应邀演出，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被誉为北京“一流”的新剧场。

“第一舞台”的经营管理

在打造“第一阶段”的过程中，合作方还是可以团结一心的，但开放后，矛盾逐渐凸显。“第一阶段”原聘任、典立贤、姚培秋为总经理，聘任周为经理，四人共同负责管理。由于意见不合，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很多约束影响了“第一阶段”的正常表现。“第一阶段”是在农业信贷银行的支持下建立的，因此其经理孙经常干预舞台事务。火灾发生后，孙一度进入舞台并控制局面，这引起了等人的不满。2003年12月29日，为理顺管理人员职责，尽快开始履约还债，、姚培秋、典立先等人协商后达成收入分配和分工协议，规定除前台和后台费用外的所有票款收入余额由孙取走，用于偿还欠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款项；决定发行新股，并以股本偿还债务；同意由负责后台事务，孙负责前台事务。

协议实施后，经营状况仍未见好转。杨小楼等人意识到共同管理存在诸多弊端，应统一事权以专责成。遂于民国4年6月6日订立了条约，确立了新的管理规则：推举姚佩秋一人独领舞台所有事务，凡财务、用人、行政等事宜皆由其办理，其他人不得干预，杨小楼、殿阆仙与周介臣三人只有监督之权；各人所招股本，议定每月按4厘行息，并再付4厘作为还债之利银；又考虑到创办舞台历经数年，各人付出了劳动，因此，在营业收入中仍按照原定协议给予每人一定的报酬。

然而，在协议达成后不久，孙介入了。当年8月，孙玉清与杨小楼等人签订了附管理细则的还款协议，决定将景平脚银行“第一期”以5万元的价格抵押给东方汇理银行。孙玉清主持一切事务，杨小楼、姚培秋、狄玉贤服从孙玉清的指派；该阶段的日常收入全部移交给农业信贷银行以筹集欠款。如果有损失，仍将由杨小楼等三人承担；杨小楼和其他国家所欠的债务也由它们自己清偿；这种方法将试行3个月。如果失败，孙会单独组织。事实上，这一协议使孙垄断了“第一阶段”的权力，从而引起了等人的不满。2004年12月，矛盾激化，杨小楼愤然离开，不愿登台演出，导致“第一阶段”暂停半年。在姚培秋的劝说下，向他发放了1.2万元的贷款，杨小楼又回到了“第一阶段”。

民国6年1月30日，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再次订立协议，划定各自的职责：杨小楼办理后台事务，所有收入一概归舞台；殿阆仙负责前台，姚佩秋协助办理；周介臣负责前台伙计、座位等事宜；该办法试行1个月，每人应认清各自权限，不得无故干预他人。随后外聘经理周介臣介入“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纠纷中，并在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意图侵吞“第一舞台”，主张自己为“第一舞台”的合伙人。经京师警察厅调查和协调，当年10月，杨小楼等人在警察厅出具了甘结，并议定了各自的职责，决定由杨小楼全权管理“第一舞台”，殿阆仙、姚佩秋须听从其指挥；至于周介臣，由杨小楼决定是否继续聘用，但周介臣只是雇佣人员而非合伙人，不得干涉舞台的演出、对外债务等事务。

债务纠纷的过程

按照民国3年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协议，“第一舞台”所欠债务应在6个月内还清，由于落款日期为5月24日，还款协议签订后不久就应到期。杨小楼等人原计划以戏园收入偿还债务，但是由于政局动荡，“第一舞台”时演时停，而且票价比较昂贵，非普通人所能承担。因此，戏园开演后不久就陷入困境，其收入不仅不能偿还借款，甚至不足以偿还利息，债务越积越多。民国4年正月，原有债务已逾期3个月，又积欠9个月利息11259两，加上原来债务以及垫付的华比银行欠款，合计已达京平足银136259两、公砝平足银5720两，东方汇理银行多次催索无果后，孙荩卿遂向京师警察厅请求追讨。

在警察局传唤双方后，他命令等人与孙讨论还款方式。在中方吴承志的协调下，双方于2004年8月6日签订了还债协议，并报北京市警察局备案。双方约定以“第一阶段”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在一年内清偿全部债务，否则债权人可以拍卖该阶段清偿债务。到2005年7月，还款时间即将到期，等人仍无法还清，只好与孙重新签订协议。此时“第一期”已欠东汇理银行本息合计174912元。双方同意按照之前的约定继续执行，还款期限延长6个月至年底；在此期间，杨小楼和其他人将出售舞台或提供另一份股份，并偿还欠农业信贷银行的所有债务；如果没有偿还，让农业信贷银行处置阶段资产；如有不足，仍由杨小楼、姚培秋、典郎贤偿还。双方续签协议后，仍到史静警察局备案，史静警察局责令“第一阶段”所在地外友二区派出所督促各方履行协议。

是年底，6个月期限又将到期，但杨小楼等人仍未履行协议，而且相互之间意见不一，管理混乱，舞台时演时停，外聘经理周介臣乘机介入其中。民国6年1月，周介臣向京师警察厅控告，主张自己为“第一舞台”的创办人，有权干预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而孙荩卿与杨小楼等人签订的还款协议将本人排除在外，损害了自己的权利。京师警察厅命令外右二区警署进行调查，该警署遂传唤了当事人。根据周介臣供述，舞台所借东方汇理银行之款共有三宗，借款时并未订立借约，主要由自己与孙荩卿接洽，而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等人只是偶尔出面。开演后，借款之事和账目才归殿阆仙管理，自己负责办理前后台其他事务。民国3年11月，孙荩卿邀请自己与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及中人吴承芝商谈还款事宜，孙荩卿开列了欠款清单，要求在协议上签字，但自己没有同意。周介臣解释说协议上的落款日期是倒推的时间，实际签订是11月，但借约上写的是5月24日，距离6个月的期限只剩8天，根本无法筹集，因此自己没在协议上签字。

周还介绍了“第一阶段”的建立过程和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据其供述，滇西贤只是计划建立“黄金舞台”，但由于资金短缺，民国元年与、姚培秋合伙，姚培秋随即邀请周·加入。当初，因为基金会原主人悔过，他参与了诉讼。此外，他去上海购买舞台所需的物品，并为演员预约。周认为只有创始人才能处理这些事情，这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此外，民国3年，他与杨小楼等人签订了合伙协议，规定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开幕式结束后，他本应该和杨小楼等人一起担任舞台的总经理，但他自愿担任经理，因为他看到杨小楼等人有自己的私心，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舞台管理条款中只被列为经理。周也提出了自己作为创始人的证据:第一，他与等人签订了合伙协议；第二，他拥有舞台徽章；第三，他有处理后台事务的任命书；第四，舞台账本和人员表都有自己的名字。

殿阆仙等人则否认周介臣为舞台合伙人，殿阆仙供称自己与杨小楼、姚佩秋合伙创办“第一舞台”，股本皆是三人招集。因创办过程中事务繁杂，需要人手，经崔禄春介绍，聘请周介臣帮办杂务。民国3年闰五月，舞台正式开张，三人认为周介臣任职期间颇有功劳，遂任其为经理，但只是总经理之下料理杂务的雇佣人员，如果不称职，可以随时解聘。

对于民国3年与周签订的合伙协议，狄理贤表示，《第一阶段》是北京最早创办的新式剧场，利润比普通剧场更丰厚。周觊觎的巨额利润。演出结束后，他与狄理贤等三人协商，愿意招募股权加入舞台。三人同意其请求，并于2003年8月27日与周订立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将分享其股份及分担其外债。然而，合同签订后，周并没有吸引资金。民国3年和4年两次与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签订债务偿还协议时，周不愿分担债务，拒绝签订协议。狄理贤认为，周同意加入合伙人自然无效，因为他既不出资，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针对周介臣提出有任职委任状作为证据，殿阆仙指出，民国5年7月，因未能按约偿还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孙荩卿负责管理舞台，为了统一意见、调和矛盾，孙荩卿向管理人员颁发了委任状以专责成，亦任命周介臣帮办后台事务，因此，委任状不过是规定各人职责的文书，而非合伙人的证明。殿阆仙还指控周介臣管理后台后，专断独行，营私肥己，当年冬天已改由杨小楼负责后台。第二年1月，正当舞台准备开演时，周介臣竟然恐吓演员，不准他们到舞台演戏，致使舞台停演多日。杨小楼等人鉴于此，禁止周介臣干预舞台事务，但因委任状规定任期为半年，故仍照常发放酬金，现任期已满，委任状已失去效力。

至于基金会纠纷，去上海设置设备，给演员预约等等。，狄贤贤指出，在与杨小楼合作之前，他已经购买了基金会。后来原主不愿意搬，还和杨小楼一起在史静审判大厅起诉。没有周；至于在上海的行头购买，民国元年电溪县就有所保留。第二年，电溪县派周到上海煮通和洋行的铁料，顺便带回几箱。这种行为只是他授权的。联系农商银行借款时，派周在需要钱的时候折价取钱，对外界不负责任。此外，周还声称有员工表作为创始人的证据，而狄理贤则指出员工表只是员工的记录。自建立阶段以来，任命和辞职的人很多，不能作为合伙人的证据。

杨小楼、姚佩秋的供述与殿阆仙供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孙荩卿供称当初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创办“第一舞台”，因缺乏资金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其中并无周介臣之名，嗣后两次与杨小楼等人订立还债条约，亦无周介臣，因此不能视其为合伙人，其无权干预“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债务。外右二区警署将当事人的供述情况上报京师警察厅，民国6年3月，京师警察厅对周介臣的控告做了批示，认定周介臣自民国元年以来在“第一舞台”帮办杂务，嗣后虽然也曾名列合伙人，但是未招来股本，而且两次都没在还款协议上签字，因此与“第一舞台”仅是一种雇佣关系，没有干涉舞台债务的权力。

然而，周并没有因此而放弃。2006年9月29日，他伙同、狄理贤指控孙控制舞台事务，侵犯自己的利益，并列举孙的侵权行为，要求对“第一阶段”账目进行当庭清算。10月13日，在得知被周指控后，孙还向警方举报，称自己曾两次与等人签订协议，被警方立案。周对的指控与协议内容有许多出入。此外，经警察局查明，周只是一名雇员，不能干涉舞台债务，但他声称自己是指控的合伙人。故孙请求传唤周、等人，并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责任。

京师警察厅传讯了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周介臣等人，杨小楼和殿阆仙皆供称“第一舞台”为三人创办，周介臣只是经理；同时也承认所借东方汇理银行款项，只是认为孙荩卿把持舞台事务，任人唯亲，账目混乱，因此请求清算账目，算明后愿如数偿还。姚佩秋则详细介绍了“第一舞台”的创办过程及借款的情况，指出在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是周介臣的主意，杨小楼等人是受其挑唆，而姚佩秋本人没有参与控告。

警察局下令清算账目，周不是舞台搭档，所以不允许他参与。清算结束后，等人承认账目没有问题，愿意努力还债，并声称周愚弄了他们，向首都法院起诉。史静警方拘留了杨小楼、电溪县、姚培秋，限期还债，并以捏诬告为名拘留了周。随后，周、胡新泉、傅丽婷以周、、狄哲先的名义向内务部投诉，称警察局滥用职权，在审判庭即将开庭之际，突然传唤周等人撤诉。周、等人拒绝接受。史静警察局以吸烟成瘾的名义拘留了他，并命令他偿还债务，否则他不会放手。内政部得知后，致函史静警察局，要求审查此事，并在“第一阶段”报告债务纠纷。首都警方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周等人都是“第一阶段”的伙伴，胡新泉是的叔叔，周是周的哥哥，傅丽婷是点击仙的主人。然而，杨小楼和其他人否认他们委托内政部投诉，称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不承认自己的行为。

周子余三人虽然承认曾到内务部控告，但否认是受周介臣、杨小楼、殿阆仙的委托，坚称完全是个人行为。他们供述周介臣等被关押后，其家人十分担忧，因有亲戚关系，故商量到内务部控告，并委托状师撰写了控诉信，但并不理解信中“代表”二字的含义，也不知道“代表”需要本人同意。京师警察厅根据各方的供述，向内务部报告了调查结果，并介绍了“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

在该报告中，史静警察局认为，杨小楼和其他人对欠农业信贷银行的钱和金额没有疑问，并与该银行签署了两次协议，并将其提交给史静警察局。然而，杨小楼等人不仅没有履行协议，而且经常停止履行，以没有收入为借口拖延偿还债务，导致利息积累。应债权人的要求，史静警察局传唤了杨小楼等人，要求他们与农业信贷银行谈判并承担债务偿还责任。但在周的指使下，、等人联合前往首都审判大厅进行申诉，意图通过诉讼程序拖延债务偿还期限。如果不严格追求，任其拖延搪塞，利息会越积越多，越难还清。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商业秩序，拘留杨小楼等人，杜绝他们的拖延，并不是滥用权力。至于周等人以代表的名义向内务部投诉，其内容不实，涉及诬告，应按刑法追究其责任。但由于他们事实不清，误以为是别人惹的祸，所以从宽处理，不再追究。

京师警察厅上报调查结果后，仍令杨小楼等人与孙荩卿商议还款办法，民国6年12月10日，由吴承芝作保，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与孙荩卿达成协议，议定舞台所有收入，除必要开支及支付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薪水外，全部交付东方汇理银行用于还债；经算明，从民国元年九月初五日到民国6年12月10日，“第一舞台”积欠东方汇理银行京平足银182621两5钱3分，原协议有一分和八厘两种利息，此后一律改为八厘；欠款中的10万两以第一舞台的资产作为抵押，其余的部分以三人房契为抵押，债务偿清后，抵押之物归还所有人；债务分两年还清，第一年偿还其中的8万余两，第二年还10万两，第一年如果偿还不足应偿额的一半，东方汇理银行则可以请求京师警察厅将抵押品拍卖还债，如果仍然不足，则由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变卖家产清偿。

协议签订后，京师警察厅将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释放。由于涉及缠讼，周介臣仍被关押，12月26日，周子余、耿清元、罗养全出面保释，之后又有商人王子发、杨秀昆、刘福禄、靳耀庭等人担任铺保，请求释放周介臣，并保证其安法守纪。周介臣也做了书面甘结，承认所控不实，愿意遵守京师警察厅的判决，保证不再滋生事端。该案虽然暂时平息，但是鉴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民国7年1月，京师警察厅在《北京日报》刊登公告，介绍了该案的经过，并劝诫杨小楼等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偿还债务。

“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的最终结果协议签订后，杨小楼、姚培秋、典郎贤被史静警察局释放。由于涉及诉讼，周仍被拘留。12月26日，周、耿清源、罗阳泉取保候审。后来，商人王子发、杨秀坤、刘福禄、金担任担保人，要求释放周，保证他的安全和纪律。周也做了书面声明，承认指控不实，并愿意遵守警察局的判决，以确保不再有麻烦。虽然案件暂时平息，但鉴于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2007年1月，首都公安部门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公告，介绍案情，劝诫杨小楼等人团结协作，共同偿还债务。“第一阶段”债务纠纷案的最终结果

根据新的还款协议，“第一舞台”应在一年内先偿还8万余两，但截至民国7年9月，即一年还款期已过8个月，“第一舞台”仅偿还京平足银7471两9钱6分，不但没能偿还本银，利息反而增加了5676两7钱8分。孙荩卿遂向京师警察厅提出追缴的请求，10月22日，京师警察厅传讯债务人到案。为了清偿债务，杨小楼、姚佩秋与殿阆仙向京师警察厅提出了售奖还债的办法：以3个月为期，发行奖券4万张，每张售价现洋10元，销售收入共计40万元；其中26万元用于偿还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3万元用于归还其他外欠债务及小股东的本金；3.5万元作为售奖成本；2万元用于回馈社会，设立慈善工厂；5.5万元作为其他等级的奖金；奖券分为20等，“第一舞台”为头等奖奖品。

当时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彩票开奖，必须经过内务部批准，只能用于慈善行为，商业债务不能开奖。因此，史静警方拒绝了杨小楼等人的要求，指出根据法律规定，商业活动的彩票是不应该开的，北京的商店倒闭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个案子一开，就会扰乱商业秩序，破坏社会风气。为了收回贷款，孙敏清还支持了杨小楼等人的主张，两次向史静警察局申请批准出售奖品和清偿债务的方式，但都被史静警察局以同样的理由驳回。

售奖还债的办法被京师警察厅完全否决后，杨小楼等人再次违约，未能按期清偿债务。由于“第一舞台”经营困难，收入尚不足以偿还利息，再拖延债务只会越积越多。鉴于此，民国8年5月13日，双方对债务进行了清算，并向京师警察厅申请裁决。经算明，截至当日，“第一舞台”积欠东方汇理银行本利共计199144两6钱1分，双方决定以“第一舞台”所有资产作价10万两，归东方汇理银行处置，杨小楼等人不得干预；东方汇理银行对剩余的9万余两作适当让步，只收9万两，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各自负责偿还3万两，限期两个月还清。

至此，历时五年的“第一阶段”债务纠纷案告一段落。尽管杨小楼和其他人仍拖欠各自应得的3.2万元，但农业信贷银行仍向史静警察局投诉要求追回，但这已经是个人债务。此后，农业信贷银行获得了舞台的所有权，对其进行了翻新并重新开放，其创始人杨小楼完全退出了其运营和管理。

“第一舞台”债务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阶段”开放后不久就陷入债务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第一阶段”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利率较高。为了追求舞台的新鲜感和宏伟感，“第一阶段”耗资巨大，建设成本高达10.2万元。但杨小楼、姚培秋除了典立贤出资2.2万元购买土地外，并未投入自有资金。两家原本计划向外界发行股票，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他们筹集的资金很少，不得不依靠农业信贷银行的贷款。结果“第一阶段”刚建成时，本金和利息高达12万，光每年利息就有1万，成为运营中最大的成本。

其次，“第一舞台”设计的规模过于宏大，脱离了当时北京戏剧市场的实际情况。“第一舞台”的规模比当时上海的戏院都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其都是全国最大的戏院。其观众席共有三层，可以容纳3000人左右。但当时北京的戏剧市场不如上海。上海自开埠之后，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商业都市，吸引了众多人口，并催生了休闲娱乐文化，带来了戏剧业的繁荣。北京在当时仍是传统的政治中心，经济和人口都不如上海，商业更不如其繁荣。因此，北京的戏剧市场比上海狭窄得多，无法支撑“第一舞台”如此大的规模，导致其经常出现空场的情况，偌大的剧场，观众三三两两，使得演员十分难堪。如1918年坤班演出时，每天只能卖出数十张票，不得不宣布停演。而且由于剧场音响效果设计不佳，靠后席位的观众无法听清演员的唱和念，影响票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舞台收入尚不足以偿还利息，最终导致转让的结局。

最后，“第一阶段”管理混乱，合伙人之间矛盾重重。合伙人中，杨小楼和姚培秋都是京剧大师，没有管理经验。电溪县虽然是个商人，但离戏曲行业很远。而且合伙人处理不好关系，导致管理混乱。起初，合伙人共同管理剧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由于意见不合，他们对彼此都颇有微词。后来、孙、、姚培秋等人不得不分头经营，但经营情况始终没有好转。

尽管“第一舞台”经营困难，债务纠纷导致其名誉受损，但促进了北京近代剧场的发展。在其影响下，北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式剧场。这些剧场吸取了“第一舞台”的教训，更好地适应了市场的需要。比如，剧场的规模小了不少。被称为20世纪20年代三大剧场的开明戏院、真光戏院、新明大戏院等都只能容纳几百人，30年代着名的长安大戏院和新新戏院也只能容纳1000多人。